1. 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
从最早的神农时期，神农以身试药，茶这种植物，可以作为药用（最开始），可清热消暑，畅通肠胃，起到舒缓人们身体不适的作用。
之后，在众多实践中，人们开始将茶从发病药用，转向日常饮用，用于保健强身。到了西周时期，四川生产的贡茶声名大噪，进贡入朝廷。
但是直到汉代，饮茶的文化才渐渐在普罗大众之间普及开来。
最终在唐宋时期，茶的“普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唐代之前，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对待茶还是仅处于粗放煎饮阶段，要么是药用，要么是用作解渴和日常保健。
到了唐代，由于唐朝经济富裕，物质充裕，自上而下地形成了讲究生活、追求品质的风俗，在文化、经济和娱乐都长足发展的情况下，茶文化的发展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宋代时期，人们更将以品为主的唐代煎茶发展成了“斗茶”，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性品茶阶段。
2. 谈谈宋代我国茶文化发展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中国的茶道发生了变化,点茶法成为时尚。和唐代的煮茶法不同,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再注入沸水,或者直接向茶碗中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
点茶,也常用来在宋代斗茶时进行。它可以在二人或二人以上进行,但也可以独个自煎(水)、自点(茶)、自品,它给人带来的身心享受,能唤来无穷的回味。
3. 唐宋时期的茶叶消费生产,多以__为主
1.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凡是努力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徭役，作为奖励。禁止弃农经商。凡是弃农经商或懒惰而贫穷的人，要罚做奴隶.<史记>中记载“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
2.西汉初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
汉高祖和他的后继者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亡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诫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汉书·景纪》中（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
3.三国曹魏组织农民垦荒，兵士耕田
196年，曹操在许一带屯田获得成功。第二年，曹操下令推广军屯和民屯。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淮，河南两地屯田较多。曹操通过屯田，基本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亡农民有了安居之所。《三国志》中太祖（曹操）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4.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洛阳以东直到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不到隋朝全盛时的1/3。唐太宗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农业连年丰收，出现了“马牛布野”、斗米不过三四钱的繁荣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贞观政要》中（唐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
5.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
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发布诏令：“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朝廷还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忽必烈还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取得显著成效。《农桑辑要·序》中（忽必烈劝课农桑）行之五六年，民间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6.清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内坚持“重农主义”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的萌芽。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清雍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梁启超曾说过的是：“中国历代变法繁多，仅只限于农耕而已”。然而我们要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有着“抑商”的因素。如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西汉“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史记》）。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清朝顺治间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
4. 宋代茶叶的发展
榷茶和茶马互市，是我国宋代乃至明清茶政的两项主要内容。所谓“茶政”，无非也就是国家对茶叶生产、贸易、税收等所颁布和制订的一些规定、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内容的总称。
换句话说，茶政也即政府对茶叶生产、运销的一种干预，是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说，我国最初的茶政，建之于唐。
据考证，我国也即唐代的茶政，是从贡茶和征收茶税所开始的。
以贡茶和税茶的时间来说，贡茶比课收茶税的时间似乎还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关于茶山贡茶诗中吟及的“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等诗句所示，这些贡茶的诏谕和碑文，也即构成我国最早的茶叶法规和茶政内容。
关于唐代税茶的情况，上节已经介绍，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国茶叶的法制，相对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叶法制又复大乱。如后唐李禀时，“于各要冲设税茶机构，自湖南至京（今洛阳）六七区纳税，以至商旅不通”。所以，入宋以后，一为国用未丰，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种种积弊，故从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叶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这样两项基本国策。
或许有人会说，榷茶和茶马互市，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吗？是的，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颁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杀，榷茶刚刚开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马互市，虽提出和见之于唐，但实际成制于宋。
１．榷茶的实施。榷茶是一种茶叶专卖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茶叶税制。实行榷茶，一般寓税于中，不再设税。其实不是不税，本身首先把税利就考虑计算在内了。但是，国家或官府对榷茶之利，还不限于茶税，他们在垄断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低价向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买一卖，转手之间，除税额以外，还取得了惊人的差额；这也是其与茶税又同又不同之处。
宋代榷茶制度，前后有不少变化。但是，大体来说，宋朝榷茶的规定是，园户（山区种茶的农民）生产茶叶，先向附近的山场兑取“本钱”，采制以后，以成茶折交“本钱”；多下来的茶叶，不准卖给别人，要悉数出售给山场。至于茶商买茶，也一改过去向产区农民直接收购的习惯，而是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券到榷货务货栈和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再运销各地。
宋代榷茶，始于乾德二年（９６４），是年诏在京、建、汉（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各置榷货务开始榷茶。第二年，又以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一作四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
这是宋代开始榷茶的情况，其榷货务和山场不断变更，直至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其六务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海州（江苏连云港）、汉阳、无为和蕲口。十三场是蕲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埠、开顺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朝是一个长期在辽、金和西夏侵扰、威胁下被侮苟安的朝代。所以，作为其敛财来源之一的榷茶制度，也常随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
如最初的榷茶，只限江淮和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自卖，禁其出境。但是，至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后又复榷东南茶叶）。至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也即全国其他地方可随便买卖，原来不榷茶的川峡一带，反倒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实行起榷茶来了。
再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前只须交付金帛，雍熙后，由于兵战需要，就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于边塞，然后再按值付券，准予兑卖荆湘、江淮茶叶；这也即北宋时一度所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
总的来看，宋代榷制，在徽宗以前，变化较多且乱，崇宁四年（１１０５）推行引制以后，开始比较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在商人交纳银钱边粮以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返销引面注明的远方州军。短引只限于产地和邻近州县出售。
崇宁以后，南宋、元、明和清代，虽然有时也短期实行过税茶或其他榷制，但基本上都仿效和沿用北宋这种引制，直至咸丰（１８５５—１８６６）以后，清廷被迫允许外商在我国腹地开厂设栈，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厘金和其他捐税所替代。
２．茶马互市的成制。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我国内地有茶缺马，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又多马和无茶，故我国历史上的边茶贸易，长期就多采用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交换形式。
从文献资料来看，早在唐代，就有“回纥驱马市茶”的记载。但是，不说唐代，即便五代和宋朝初年，这种茶马交易，也未成为定制。因为至宋朝初年，与边疆少数民族博马，主要还是用铜钱。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盐铁使王明才上书：“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这样乃设“买马司”，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药主要是茶来换马。这可能也是我国由国家最早制定的茶马互市的政策。在设买马司的同时，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良马。神宗熙宁七年，在四川也推行榷茶，于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掌以茶易马之务。
南宋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形容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就是描写熙宁建立茶、马司以后的情况。至“绍兴初，陕西失守，……乃奏合四司为一司”；即朱高宗赵构，诏并川秦茶马四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
所谓都大提举茶马司，《宋史·职官志》称：“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此机构设立以后，南宋茶马互市的机构，就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这八个地方。川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所换马匹，大都用来作役用。秦场全部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所博马匹高大健捷，主要用之以为战马；这也是当时茶马互市的重点所在。
元朝不缺马，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明代初年，恢复茶马互市，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由上述榷茶和茶马互市，我们从茶政的建设上，同样也能看到宋代在我国茶业史上所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5. 宋代茶文化发展的原因
宋朝人喝茶，比唐朝有所改进，他们用小勺把茶末分到几个碗里，冲入滚水，一边冲一边搅，快速搅动，让茶末跟滚水充分混合，这叫“点茶”。点好的茶汤上面还会泛出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好像卡布奇诺咖啡。
在宋朝的茶道中，烧水是很关键的一步。宋朝人点茶一般不用铁锅烧水，而用瓷瓶烧水。烧水的瓷瓶是特制的，宋朝人叫它“砂瓶”，耐高温，可以直接架在炭火上烤，砂瓶里装大半瓶水，一会儿就烧开了。由于瓶壁是不透明的，所以看不见水开，只能听声。听声辨水，是宋朝茶艺界的绝活儿。
6. 概括宋代茶叶产销的特点
1.天下分裂,没有实现大一统.先是北宋、辽、西夏相对峙,后是南宋、金、西夏相对峙.
2.民族矛盾尖锐.辽宋夏金等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之间多次相互征战.西夏军队、金军在宋朝境内烧杀抢掠.同一个王朝内部的不同民族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例如,辽朝境内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3.文化交流加强,促进民族融合.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逐渐接受汉人的文化.
4.各民族经济文化都有发展.契丹、党项人的封建化不断加强,创造出了自己民族的灿烂文化.女真人从氏族公社时期发展到奴隶制阶段,后又过渡到封建时代.
汉族文化也有发展,如宋词、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占六个）最具代表性.科技进步明显,活字印刷发明和应用,著名的科技制作《梦溪笔谈》也在这时出现.
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生产力进步迅速（主要是借鉴了汉人的成果）.宋朝境内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商业繁荣,农业收成丰硕,政府财政收入大增.陶瓷制造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超过了唐代.
5.北宋灭亡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北方,经济中心由北向南转移.
6.海外贸易发展,宋朝瓷器远销世界各地.宋朝人民的城市坊间生活发展.宋朝与辽、金、西夏征战,经常（不是全部）战败,被迫妥协,送辽金夏“岁币”（银两、丝绸、茶叶等）.最著名的是,宋真宗时期,北宋与辽朝定下“澶渊之盟”.
7. 宋代茶叶经济兴盛的影响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国家旅游局魏小安司长曾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作过专题论述，指出：“茶马古道”是滇西北至藏东南历史上茶马互市所形成的一条驿道，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茶马古道旅游开发也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中。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1000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它的历史价值在于:1.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2.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3.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4.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5.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在专家学者眼中，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然而，在专家眼中与“丝绸之路”同等重要的茶马古道，却在时光的荏苒中沉寂过许多年。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发达，茶马古道早已被214、317、318国道所代替。
“ 在丝绸之路受到世界关注，被学者、专家们争相研究，并引发旅游热潮的时候；在丝绸之路已名满天下时，茶马古道却倍受冷落，默默地在深山密林之中。”专门研究茶马古道的专家木霁弘说，茶马古道的沉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的僻远艰险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虽然沉寂多年，但今日茶马古道“热”起来并不是没有它的理由。
“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旅游爱好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木霁弘分析说，“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且不说，光是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文化差异，就能吸引不少人。”
“以茶文化为主要特点，茶马古道成为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北京大学学者陈保亚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马帮文化、藏茶文化、商贸文化，因茶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现在，茶马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8. 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1.纸币的出现和商业资本的扩大。宋代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富商，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又使得他们财富与日俱增。据史料记载，北宋首都汴京富商云集，家产10万贯文以上者比比皆是，资产百万者已不足为鲜，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年收入可达千万。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但也无法满足需求。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此时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至南宋，纸币的品种又有所增加，主要有东南会子、川引、淮交、湖会四种，且有不同的面额。除币种有所增加外，发行数额也大大增多。这些都大大便利了商业活动。
2.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众多的水陆交通干线、支线，将地区性中心城市与其它县、镇联结起来，形成了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也是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北宋时期的商业网络已形成若干区域市场，主要有以首都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和以陕西、河东一带为主的西北市场等。南宋时则又形成了以首都临安（杭州）为中心、以建康（南京）为枢纽，联结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网络。这些区域性市场的形成，是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3.商品品种增多，商业种类日益细分。宋代的许多农产品也成为商品，加之手工产品，使商品的品种量大增。当时作为商品的农产品主要有粮食、茶叶、蔬菜、水果、丝、麻、布等，手工产品则更多。一些商品还具有了地方特色，形成了特产，如景德镇的瓷器、蜀锦、端砚、晋铜、吴纸、建州茶等。商品品种的增多必然使商业经营者更加细分化。据史载，北宋时东京市上至少有160种行业。到了南宋，临安的市场上已发展到440行之多。
4.城市商业繁荣，超越了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宋代城市突破了市坊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都有买卖，显示出宋代的商业高度繁华。北宋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突破了以往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呈现出全面繁荣局面。
5.形成了“草市—市镇—城市”的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宋代商业繁荣体现在城市，同时也表现在集镇和农村市场。宋代出现了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四大商业名镇。与此同时小贩、货郎走街窜巷，活跃了农村市场，丰富了农民生活。
6.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甚至成为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了前代，成为当时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国家。同中国进行海路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十分广泛。据《诸蕃志》记载，同中国进行海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其中以阿拉伯半岛和马来群岛的国家为主，东方以朝鲜和日本为主。甚至宋代海外贸易拓展到了欧洲和非洲的不少国家、地区。
宋代的商业如此繁荣，有哪些原因呢？
1.商业政策的改变。自西汉始，封建政权一直实行抑商政策，商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宋代开始，政府实行恤商政策。首先免除了一些商税。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这就调动了广大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北宋初年，带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城内的市场也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北宋还首次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地设立镇市，将军事防区变为商业贸易区，这都是中国古代商业的一次重大的变化。
2.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是工商业的基础，农业发展了，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基础。宋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应用和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犁、耙等农业生产工具改进后，更便于生产。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灌溉事业的发达，宋朝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当时，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的水平。
农田水利的发展是农业增产的必要的条件。南方在灌溉中使用水车。水车有一种是筒车，利用水力推动水轮，带动轮上的水筒旋转，把水引到高处。还有一种是脚踏的翻车。翻车引水。效率大大提高。两宋的水利事业是一个有成就的部门，宋朝政府重视黄河疏浚与治理，每年都要调发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对开封和洛阳附近的河系进行整治，收到了应有的效果。除此之外，各地还进行堰、塘、渠、坝的治理。
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宋代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比如纺织业、采掘业等行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官营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
3.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由于农业在耕作技术、农具、作物品种上都有很大改良，使得作物产量大为提高。生产物除了交纳赋税、满足自己需用外，有了相当的剩余，这些剩余的生产物通过商业渠道输往市场，加大了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种类。
4.两宋时期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是租佃制(分成和定额制)。租佃制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是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进步。这种封建剥削方式的改变，使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其他地主的土地。同时，佃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在宋代，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这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可用劳动力。农民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封建隶属关系比较松弛，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从而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使社会生产水平较前代进了一大步，进而推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5.海外贸易的兴盛。两宋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上交通。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北宋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6.经济重心南移，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江南地区自条件优越，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水资源充足、交通便利等。而北方战乱频繁，北方人民大批南迁，为南方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南方相对稳定，这为江南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环境。而且南方统治者发展实力，重视发展经济，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此外，新农作物在江南的大量引种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而海外贸易发展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
7.国内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尽管两宋时期边境一直不太和平，但国内尤其是南方还是相对和平的。此外通过与辽国、金国签订和平协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尽管要付出一定的财力和物力，但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却远远大于付出的。
以上就是我对宋代商业的认识，和对宋代商业繁荣原因的探究。
尽管宋代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很成功，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宋代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居民生活相对富足安定的伟大成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宋代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朝代。而宋朝政府对商业采取的许多措施直到今天仍值得人们去借鉴。
9. 茶在唐宋时期的发展
自神龙氏发现茶后，鲁周公将其广泛传播开来，使无论平民百姓、达官贵人皆可饮茶，之后，四雅小君子茶继续发展，广泛传播于海外，同时在唐宋时期最为兴盛，于明清时期传播达到巅峰。
10. 宋代茶文化兴盛的原因
唐代时期是我国茶文化的形成时期
一、“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唐代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和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改进。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开始使用专门的烹茶器具， 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由之前的粗放式转为细煎慢品式。
唐代的饮茶习俗蔚然成风，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越来越讲究。皇宫、寺院以及文人雅士之间盛行茶宴，茶宴的气氛庄重，环境雅致，礼节严格，且必用贡茶或高级茶叶，取水于名泉、清泉，选用名贵茶具。盛唐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等均有关联。
公元780年左右，陆羽著成《茶经》，阐述了茶学、茶艺、茶道思想。这一时期由于茶人辈出，使饮茶之道对水、茶、茶具、煎茶的追求达到一个极尽高雅、奢华的地步，以至于到了唐朝后期和宋代，茶文化中出现了一股奢靡之风。
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宋代
到了宋代，茶文化继续发展深化，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喜爱饮茶，在宫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至于下层社会，平民百姓搬家时邻居要“献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
在学术领域，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茶学研究者倾向于研究建茶。在宋代茶叶著作中，著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朱子安的《东溪试茶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等。
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融合，开始出现茶馆文化，茶馆在南宋时称为茶肆，当时临安城的茶饮买卖昼夜不绝。此外，宋代的茶饮活动从贡茶开始，又衍生出“绣茶”“斗茶”“分茶”等娱乐方式。
三、“茶”文化的持续发展时期——元明清时代
宋人让茶事成为一项兴旺的事业，但也让茶艺走向了繁复、琐碎、奢侈，失却了茶文化原本的朴实与清谈，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唐代茶文化的精神。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直到明代中叶，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兴亡，加之开国之艰难，在茶文化呈现出简约化和人与自然的契合，以茶显露自己的苦节。
此时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品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摄泡祛”，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等。茶叶种类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紧琐，但茶风趋向纤弱。
明清之际，茶馆发展极为迅速，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干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店堂布留古朴雅致，喝茶 的除了文人雅士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者等，茶馆中营点心和饮食，还增设说书、演唱节目，等于是民间的娱乐场所。
四、“茶”文化的再现辉煌时期——当代
虽然中华茶文化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台湾是现代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内地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产量发展很快。物质基础的丰富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一批茶文化研究者创作一批专业著作，对当代茶文化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如:黄志根的《中国茶文化》、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姚国坤的《茶文化概论》、余悦主编的《问俗》，对茶文化学科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文化组织、茶文化活动越来越多，有些著名茶叶产区所组织的茶艺活动逐渐形成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更加促进了茶文化在社会的普及与流行。
